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子。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大鼎。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新华社发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出土的第二期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滑石珠、红玉髓、玻璃珠等）。新华社发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大型贵族墓M2401出土的马辔饰。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脸。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提供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在北京揭晓。按年代早晚排序，入选项目为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这些项目涵盖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除了上述10个项目，另有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等10个项目入围终评。“其实，20个项目都很重要，评选起来也很纠结。”这是不少评审专家的感慨，也从侧面印证了过去一年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这些项目不仅类型丰富多样、分布地域广，而且多学科综合研究不断深入。
多项发现刷新认知
无论是项目负责人的汇报，还是专家点评，“刷新认知”都是一个高频词。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就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
初步测年显示，濛溪河遗址群第一地点（即濛溪河遗址）距今8万年至6万年，正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
“濛溪河遗址首次揭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采集经济和对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结合丰富的动物遗存及考古遗址中最早发现的核桃、橡子、花椒等多样的植物遗存系统展现了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项目负责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说，“此外，石器、骨头及木头上多样的刻划和穿孔是东亚首次集中性、系统性出现的早期象征性行为证据，结合动植物等其他发现和利用证据，展现了东亚早期现代人意识及社会行为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表示，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很多空白，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
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下汤遗址，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1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考古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下汤遗址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现象丰富完备，包括环壕、人工土台、器物坑、灰坑、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场、道路等，初步勾勒了下汤远古村落的生活图景。
“中心台地与外围人工土台的关系体现了向心式的社会结构，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这是新石器早期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表明距今86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开始分化，刷新了对早期社会进程的认知。此外，遗址发现的大量器物坑，为了解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人类行为观念提供了关键材料。”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说。
在陈星灿看来，下汤遗址考古发现全景式地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本。
武王墩一号墓的考古成果一直为公众所关注。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在点评该项目时，用“江淮遗珍，楚风绝唱”来描述。“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现，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不仅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实证。”雷兴山说。
据项目负责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宫希成介绍，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老遗址“结出新果”
在入选项目中，老遗址占比不低。陈星灿用“老树结新果”来描述其考古新发现，“考古是科学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持续开展工作。我们看到的是近几年工作的成果，其实是长期考古工作的一个结果”。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就是其中之一。据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介绍，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开展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经过多年考古工作，该遗址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
陈星灿点评表示，上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成为认识黄河上游早期文明进程的新起点。“寺洼遗址的重要性正是通过持续性的考古工作揭示出来的。”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也是一处老遗址，其考古工作肇始于1942年，几代考古人接续探索，逐步揭开遗址的神秘面纱。“近年来，周原考古队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实现了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 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说。
王巍表示，正是清晰的工作理念，实现了考古工作的“开花结果”。周原遗址取得的一系列考古成果包括：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1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的3座西周城垣；完整揭露了大城东门和宫城南门；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是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陈星灿也表示，周原遗址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调查发现，70年代发掘研究，过去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遗迹，但是零散不成系统。“现在有了新理念、新技术，赋能老遗址的持续发掘，可谓纲举目张，把过去的重要发现也带动起来了。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近年来的收获也是持续性考古工作的结果。”
多学科合作不断深入
在此次终评会上，多学科合作几乎成了项目汇报的“标配”。正如王巍所说：“每个项目都不仅是考古发掘，还动用了各种研究手段和方法，多学科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盘龙城遗址为商代早期的一处大型城市聚落，文化面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据项目负责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介绍，在遗址发掘过程中，搭建了水上平台，对盘龙城遗址周边水域进行水下钻探，在淤泥层下发现文化堆积的迹象。同时，进一步对湖底钻芯做了植硅体、孢粉等多学科分析，确认商时期周边水下处于陆地的环境。“盘龙城遗址景观与环境研究，从考古学证据揭示出江汉地区夏商时期水位变化趋势，为认识历史上长江水文变化、古今聚落选址提供了重要资料。”孙卓说。
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王晶在进行项目汇报时，介绍了如何通过多学科复原古代家族关系——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在城北平民墓地中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树，判断该墓地的家族关系是以父系遗传为纽带，并且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
雷兴山表示，这是国内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开启了考古研究的新范式、新领域。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DNA、古人类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类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
“多学科交叉工作模式，为全面、立体地认识遗址文化、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和方法。”项目负责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夏格旺堆说。
边疆考古表现突出
在点评十大考古新发现时，专家们认为边疆考古表现突出，入选的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实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玛不错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据夏格旺堆介绍，遗址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米至4430米，聚落演变脉络清晰，各时期的聚落布局和遗迹类型自有特点，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藏新石器阶段聚落考古与社会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资料。
“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对西藏考古，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巍说。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最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据项目负责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经考古发掘，目前在河泊所遗址西部已发现居住区、祭祀区、手工业区等多种功能分区，文化面貌与石寨山文化关系密切，该区域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遗址东部（现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则发现了汉代益州郡郡治的线索。
“在河泊所遗址，发现封泥2000余枚，简牍5万多枚，是云南迄今发掘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简牍内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等。这些资料实证了‘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蒋志龙说。
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表示，河泊所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是实证西南边疆从“多元”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历史过程的难能可贵的材料。
莫尔寺遗址经过6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厘清了遗址的兴衰历程。
项目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介绍，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废弃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延续约900年，实证了多元宗教并存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霍巍表示，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为佛教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材料，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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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10个项目，另有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山西沁水八里坪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河北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重庆合川钓鱼城加担土遗址、黑龙江阿城金上京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江西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10个项目入围终评。（本报记者 赵晓霞）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4月28日 第 11 版）
